百年之椅 · 一章

一百年有多长？

我在费城的客厅里有一把灰色的摇椅。我父亲大约在1961年把它买下来，买来时它就是坏的；他买的时候它已经旧了。姑且算它八十岁开外，多半接近一百。从来没有人给它定过年代，将来也不会有人去定。那个房间里可供人坐的东西有四件，一旦屋里有人，被坐的总是它。摇椅招呼一具身体的方式，是软包家具做不到的；而这一把往往会引出一个故事。

几年前，我父母在缩减家当。他们做了明智的事：问四个孩子各自想要什么。我认领了那把摇椅。它在那一刻状态并不好：一条扶手耷拉着，另一条也松了，因为我父亲——在我记得的范围内是头一次——留下了一处没做完的修理。我认领这把椅子，并不是不计较这一点。有一部分，恰恰是因为它。在我认识的所有物件里，它最鲜明地呈现出我父亲的本质性格。那处没做完的修理，是最后一笔。

还是个男孩的时候，我就不信任其中一处接合：扶手与靠背后立柱相接的那个细瘦的连接。它在我手底下摸上去总不踏实，而椅子自身的记录也支持这种感觉：那一处接合承受过我父亲的干预，比任何别的部位都多。所以当这把椅子归了我，我决定把这一处接合做到万无一失。我构想了一个小连接件。我挑了一块硬枫木。我先用巴尔沙泡沫板（balsa foam，一种致密的模型板材，打磨起来像切硬奶酪）切出形状，再用砂纸走几遍，把它与椅子的贴合调准。然后我把这个调好的形状在枫木上复制出来。

我挑了一颗粗大的木螺钉，表面是老老实实的发黑处理，装上之后就让它露在外面。没有理由把它藏起来，倒有六十年的先例说不必藏。

我手上这把椅子，是我父亲那双手的一段岩芯。灰漆底下压着更早的几种颜色，在面漆磨薄的地方透出来。有一层木用补土。还有一颗很长的石膏板螺钉，我能把它断代到他的晚期，就像考古学家凭钉子给一个地层断代。我把我的枫木连接件加进这个序列，更老的那些地层则原封不动。地层本身正是意义所在。

整件事在我工坊里花了一个周六下午，带来了那种特有的满足：一个小问题，赶在晚饭前被彻底解决。

我知道我父母会想看，所以每一步我都拍了照，还写了一封邮件把这次施工讲了一遍。回信里的东西，是关于一把椅子的历史究竟存放在哪里，我能告诉你的最真切的答案。我父亲纠正了我的几处事实。我母亲纠正了我父亲。我父亲的朋友约翰——他在这个故事里也有自己的位置——也发表了意见。一把椅子的来历并不是一份文件。它是一家人围着一把椅子亲亲热热地争论。而这场争论，就是来历本身。

我父亲盖尔·D·乌尔里希（Gael D. Ulrich）在犹他州德维尔斯莱德长大，那是一座塞进峡谷里的水泥公司镇。他骨子里是个新英格兰佬，具体到他身上，意思就是：他什么都不扔，而没有什么比让一件捡来的东西重新派上用场更让他高兴。读研究生时，他靠从路边搬回洗衣机、修好、再转手卖掉来挣零花钱。他后来成了一位严肃的研究者，做的题目又窄又是真难：火焰中颗粒的生成。他做这项前沿工作的实验室里，摆满了他改作他用的老古董仪器。他是燃烧工程师；他会告诉你，他的初恋是烧东西。他曾说，他唯一想带进来世的家当，是他那台 South Bend 车床。

这么一个人：职业是氧化，是把固体物质变成热、烟和细颗粒；而他最深的私人本能却是留住。那把灰摇椅，就是第二种本能连续运行六十年之后的样子。他于2023年去世。椅子仍然被留着。也正因如此，当椅子归了我，我想知道：我手里这件东西，究竟是稀罕，还是平常。

我把这个项目命名为《百年之椅》，还以为自己够有抱负。然后我去找那些幸存者，幸存者们嘲笑了我。

头号见证者不是一把王座。1936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发掘者在底比斯一座未被扰动的墓的入口处，发现了一把椅子。它属于哈特内菲尔，一位没有官职的平民女子，一位宫廷官员的母亲。它用黄杨木、柏木和乌木做成，以榫眼、榫头和木销接合；它的座面是一张编织的亚麻绳网，而且是原配的。它做成于公元前1490年前后。这是一把家用椅，正是这个项目所关心的那类物件，而它比我给项目起的那个名字还要老三十五倍。

王座也是见证者。它们能证明的，比看上去要少。图坦卡蒙的黄金王座以一具包在金片下的木胎，嵌着玻璃、费昂斯、银和半宝石，跨过了三又三分之一个千年。它是在前厅里被发现的，裹在亚麻布里。那是它被存放的方式，不是它被制作的方式。在现存最古老的家具之列，赫特菲莉斯王后——大金字塔建造者的母亲——的抬椅与扶手椅，只以一次有据可查的复活的形式留存下来：木头已朽成尘土，那些部件是用现代木料、在它们原来的金皮外壳上重新做起来的。王座之所以留存，是因为它们周围的一切都被安排着要把它们留住。这不是一个材料层面的结果，而是一个保管层面的结果。

说到日常坐具，记录就更稀薄、也更古怪。公元79年，赫库兰尼姆的火山碎屑流把镇上的木家具炭化了，凳子、床和一只摇篮，它们的形状以木炭的形式被保存下来。这是难得的一扇窗，让人看见罗马人日常的椅子。它之所以留存，是因为死掉：木头作为材料被摧毁，作为形状被保住。我父亲会欣赏这一点：救了它的，是一股奔涌的火。

接下来，才开始有一串仍在服役的幸存者。拉文纳的马克西米安宝座是一张主教座椅，木框架上镶着雕刻的象牙板，制作于马克西米安任主教期间，即546年至556年之间。它靠背上的象牙板已缺失不少，而各家来源对原本有多少块并不一致。

亚琛的查理曼宝座是四块素面大理石板，以青铜卡箍固定在一个橡木芯上；自约800年起，它就立在帕拉丁礼拜堂的上层回廊里，936年至1531年间有三十位国王在它上面加冕。它熬过了周围礼拜堂的每一次重建，尽管并非毫无改动：中世纪晚期有人把后面那块石板的下部换成了一块橡木板。

挪威的教堂替我们把中世纪保存在干燥里：蒂尔达尔椅，来自厄斯特达尔一座乡村教堂的雕花桦木椅，自12世纪下半叶起就一直立着。

而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那把加冕椅是橡木的，1300年至1301年为爱德华一世制作，由沃尔特大师彩绘，自1308年起一直在加冕典礼上服役——不过教堂本身也说，关于它头一次用于加冕是在什么时候，看法并不一致。2023年5月6日，查尔斯三世坐在了它上面。七百二十五岁，仍在岗位上。

在礼仪那一层之下，坐着最有教益的一等：那些一直在日常里被用着的椅子。明代硬木椅作为一个活着的存世群体留存下来，那些十六、十七世纪的物件仍被收藏、被交易、被修理，也被坐。2023年3月，一把黄花梨官帽椅在邦瀚斯拍出略低于两百万美元的价格；再往前一年的秋天，一把御用交椅在苏富比拍出一千六百万。然后它们回到住宅里，而不是玻璃展柜里。

1859年的索内特14号椅，最初的形态是六件弯曲山毛榉、十颗螺钉和两个螺母；到1930年已卖出五千万把，而原件在167岁上仍在咖啡馆里干活。

连我自己的图腾——里特维尔德1934年的板条箱椅，那件为临时而造的廉价应急物件——也已92岁，藏在乌得勒支中央博物馆。博物馆那张照片上，灰白色的漆从每一条边、每一个角上磕掉了，露出底下的松木，锈迹从螺钉头上渗出来：九十二年里，它是被使用，而不是被瞻仰；对一把本来就不该有寿命可言的椅子来说，这已经是一整个宇宙的寿命。

这份清单有什么地方不对。我过了一阵才看出来。哈特内菲尔的椅子是一件熬过了三十五个世纪的器物。索内特14号椅不是。做出来的14号椅几乎每一把都已消失。关于它，要紧的数字是五千万，而不是167。今天咖啡馆里的那些椅子不是幸存者，它们是后代。

我一直把两种不同的成就记在同一栏里。一种是某一件特定器物的长寿：就是这些原子、这根座面绳，被保持干燥、被人想要，久到足够。另一种是一个模式的长寿：一个形状不断被重新造出来，因为人们不断地想要它，而没有哪一件个体标本能长久，也不需要长久。

上一章那把单体椅（monobloc）是第二种的纯粹案例。没有哪把单体椅能长久，也没有人在意。这个形态有五十年的历史，存量以十亿计，到处都在生产，却不归任何人所有。作为一个持续生产中的想法，它会活过本章里的每一把椅子，也会活过我这辈子造的每一把椅子。与哈特内菲尔的椅子摆在一起，它完全是另一个物种的耐久。

我的见证者多数属于第一种。一百年，是一个关于器物的主张。另一种则归《千年之椅？》一章，因为过了几百年之后，原子就不再要紧，剩下的只有模式。K2 想同时争取两者。它们不是同一个问题：留住一件器物，是一个保管问题；留住一个模式，是一个能不能“被人理解”的问题。

把幸存者的名单与那份长得多的消失者名单对照着读，规律并不隐晦。死掉的椅子，死于潮湿，死于被遗弃，死于修不好的接合。几乎没有一把死于木头老了。在干燥、稳定的室内环境里，就家具这个尺度而言，木头实际上是一种永久性材料。哈特内菲尔那把椅子的座面是编织的亚麻绳，三十五个世纪之后仍然托得住一个人的体重。所有幸存者都享有三种保管方式中的一种：封闭的墓室（凭偶然而干燥）、神圣的地位（凭制度而干燥），或者传家式的照料（凭爱而干燥）。我父亲那把摇椅是第三种的微缩版；而明代那些椅子又补上了关键的商业一种：美会招募保管人，而一门修理生意会不断地把保管人招募下去。

所以，一百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材料问题。它是一个保管问题，附带一条材料的脚注。

这一课，摇椅教得比任何博物馆都狠。它自带一个对照组，而当事的两位男士都给过我说法。我知道这把椅子的开头，是因为我父亲告诉过我——就在我修完它那一年稍晚些的时候，在我父母家的炉火边。（他是燃烧工程师；壁炉是他的天然栖息地。）1961年前后，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一场教堂的旧物义卖上，他和他的朋友约翰·罗米什都为一把坏了的摇椅出了六美元。他们抛硬币决定；我父亲赢了。几十年后，约翰在我那封讲修理的邮件里发表了他那一边的说法。赢家和输家，说法一致。

约翰的椅子就是那个对照组。他没抢到的那把，后来用一件正经古董代替：一把波士顿摇椅，花了六十美元，十倍的价钱。他把它送到波士顿一位家具修理师那里，那人拒绝动手，“担心它的真实价值会因此受到威胁”。把这两条保管路径并排读一读。那把贵重的椅子被它自己的价值冻住了：不修，保存，隔着一臂之遥供着。那把一文不值的椅子被毫不犹豫地修了六十年。它身上没有任何地方要求人肃然起敬。真正过了一辈子的，是它。贵重在两个方向上都是保管的风险：它可以让一件东西被熔掉、被劫走、被从洞窟墙上剥下来；也可以让一件东西被做成木乃伊。那把灰摇椅靠的是一个家庭里唯一不会耗尽的燃料活了下来：喜爱，加上继续修下去的许可。

那栋房子里还有别的忒修斯之椅。一套六把维多利亚时代的橡木椅，我们管它们叫“咆哮椅”，每一把靠背上都雕着一张野兽的脸，嘴张得足够大，可以夹住一块餐巾，或者当把手用；我父亲把它们重做过多少次，没有人数得清；最后它们作为一整套被送了人，仍在服役，保管权整套地交了出去。那张脸属于一个可辨认的门类：1900年前后那几十年里的“绿人”与面具靠背橡木椅，在坐者脊背所在的位置，雕上枝叶缠绕的守护者头像。今天的经销商仍然把它们当作“更新与守护”的象征来卖。那说的是它们如今如何被人想要，而不是它们当年如何被卖出 [征集家庭照片]。自埃及的狮腿家具以来，家具身上就一直穿戴着守护的野兽：下面是爪，后面是脸，椅子成了一头守着你的生灵。这苹果落得离树不远——只不过那棵树是一把椅子。

在这一点上，历史记录给出的设计建议清晰得不寻常，因为幸存者可以按“它们是怎么被固持在一起的”分门别类。

最老的那一层几乎什么紧固件也不用。哈特内菲尔的椅子是榫眼、榫头和木销；绳子是纺织品；埃及家具用金属很省。三千五百年，几乎没有紧固件腐蚀。椅子里几乎没有金属可供腐蚀。接合是木对木的，松了可以重新胶合、重新打楔、重新捆扎。

中间那一层，金属选得好。查理曼的大理石由青铜卡箍固持着，一千二百岁了，仍在干活；铜合金会钝化，而不是生锈。铁是那个惹麻烦的孩子，考古证据也这么说。埋在土里或者受了潮的铁会锈，而锈占的地方比它由之而来的铁更大，于是紧固件在接合内部长大，把它本是被放进去固持的那块木头撑裂。在橡木里，单宁会从化学上侵蚀铁，铁则反过来把橡木染黑。造船的人给这个结果起了个名字，叫“钉病”。在潮湿的国度里用铁钉钉起来的椅子，是一把每一处接合里都埋着定时炸药的椅子。“存留下来的铁紧固件不多”这个直觉，恰恰在这一种环境里是对的：从古代留下来的，木对木的接合数以千计，而铁的紧固多半只剩下锈斑和空洞。

但现代这一层，在一个条件下为金属恢复了名誉。索内特那十颗钢螺钉已经服役167年，因为这把椅子住在室内，而且干燥。何况螺钉不是钉子。它可拆、可换、可重新拧紧。紧固件不再是一个永久的零件，而成了一种消耗品。消耗品不会变老；它们只是被替换掉。我父亲晚期那颗石膏板螺钉，和我自己那颗固定连接件的发黑螺钉，是同一个想法，只不过是在家庭工坊里、而不是在工厂里被想出来的：要的不是永久，而是便宜的可更换性，并且大大方方地留在明处。

这就是《令人珍爱、被人理解、便于维护》一章在“便于维护”名下所命名的那套紧固件方针。我之所以信任它，正是因为这些幸存者：不用胶；每一处连接都可逆；螺纹都终结在钢里，这样一颗滑丝的螺栓只意味着跑一趟五金店，而不是一把报废的椅子。至于其中的机理——为什么螺栓接合的预紧力会渐渐漏掉，而压紧接合却守得住它的咬合——则写在关于接合为何会松脱的那份技术说明里。幸存者只是把结论敲定：撑下来的紧固件，正是那些能够被替换的。

《令人珍爱、被人理解、便于维护》一章已经写明，一把椅子要长久必须是什么样。而我正是从这些幸存者和那把摇椅身上学到它的。它们又补了两件事。

保管才是设计的对象。 有人留着它，椅子就能长久。保持干燥，保持被人想要，保持可修。其余都是细节。这听上去像是给主人的忠告，其实是给设计师的任务书：设计师真正的工作，是去招募一条尚未出生的保管人链条。幸存名单上，没有哪一件是因为做得好才长久的。它们每一件之所以长久，都是因为落进了某一种保管方式，而三种方式里有两种是意外。只有第三种，传家式的照料，是可以拿来做设计的。而你为它做设计的办法，就是做一把有人愿意留着的椅子。

把不可替代的集中起来。 《令人珍爱、被人理解、便于维护》一章把这一条立为规矩；威斯敏斯特把它变成事实。七个世纪的重新贴金、新换的椅脚、一次又一次的修理，全都围着一具从没有人换过的橡木骨架做。撑下来的，是那唯一一处被造得永远不必更换的构件。一把椅子应当尽可能少地承载这种构件。

这一章的大部分，我都是在问：为什么有些椅子能活到老。然后，在一次黄昏的散步中，这个问题自己走上前来做了自我介绍。离我家门不到五十米，我走过路边摆出来的四把椅子：一只白凳子、两把笨重的木椅（老实说我觉得它们很丑），以及排在最末的一把橙色的。一把朴素的民间图书馆椅，板条靠背，线条干净而匀称，不知在哪一程被漆成了橙色。我父亲当年就是从这样的路边搬回洗衣机来挣零花钱的。看来我也一样，走不过一件被丢下等死的好东西。我一路走到公园，脑子里把它翻来覆去地想，认定非要不可，接着开始担心有人抢先，于是折回去把这个战利品取了回来。

近看之下，它替我把我自己的论点讲了出来。它在“被人理解”这一项上十分够格：每一处接合都是从一个铣出来的凹槽里斜着拧进螺钉，与 K2 用的是同一招。

!椅子底面一块角撑上并排铣出的两个长条形凹槽，每个槽的上端有一个凸起的台，螺钉头就坐在台里，槽的其余部分积满了浅色的粉末。 那些凹槽，2026年8月22日。铣出一条槽，好让螺钉斜着进去，与 K2 用连接件做出的是同一种接合。造这把椅子的人，预期会有人再把它打开。 它经过风吹日晒，身上至少有两层漆。它完全“便于维护”。我能把它恢复到完全可用的状态，而且我会去做，出于职业上的兴趣。这样一来，就只剩下那个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唯一要紧的问题，也是上面那两条规则都悄悄依赖的问题：修好之后的这把椅子，会不会足够“令人珍爱”，值得被留下来？我猜不会。要被收养进我家，需要两位椅子家长同意，而我不认为它过得了这一关。被人理解、便于维护，而且很可能不被珍爱。关于它的第二个百年，我什么都能设计，唯独设计不了那件决定它到底有没有第二个百年的事。在尾声一章，我会回到这把橙色的椅子，也回到这个问题。

对着这份记录，一百年算不上夸口。哈特内菲尔的椅子三千五百岁，仍然绷着它原配的座面绳。加冕椅履行同一份职责已经七个多世纪。我所承诺的，不过是一把木椅早已证明自己做得到的那件事的头百分之一——前提是我做到幸存者所教的那两件事：做一把值得被爱的椅子，然后去设计保管，而不只是设计椅子。

我父亲于2023年去世。摇椅在我的客厅里，座面上如今铺了一块羊皮垫，这是我允许自己做的唯一一处改进。一有人来，它就被坐。它仍然会引出一两个故事，本篇也在其中。这把椅子仍然被留着。

本章的每一项器物主张，都于2026年9月6日对照博物馆与机构来源核查过，独立于本项目自己的普查笔记；有五项没能通过，已在正文中更正。哈特内菲尔的椅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号 36.3.152，MMA 1935至36年发掘，“座面由亚麻绳制成，是原配的”，年代定为约公元前1491至前1473年；哈特内菲尔是森穆特的母亲，森穆特是哈特谢普苏特手下的高级官员。图坦卡蒙的黄金王座：大埃及博物馆，木胎外覆錾花金片，嵌以玻璃、费昂斯、银与半宝石，出土于前厅，裹在亚麻布里。赫特菲莉斯：Digital Giza（哈佛／波士顿美术馆），留存的部件以现代木料配古代黄金修复；Manuelian 在 JARCE 53（2017）中称这批组件属于古代地中海世界最古老的一批，而不是最古老的家具。赫库兰尼姆：Parco Archeologico di Ercolano 与 Current World Archaeology，因缺氧而被炭化、而非烧尽；出土物中有一只橡木摇篮，出自 House of Marcus Pilius Primigenius Granianus。马克西米安宝座：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文化遗产目录把它定在马克西米安任主教期间，546至556年，并给出靠背上原有十六块象牙板、现存七块，而英文维基百科给出的是二十四块中的十六块；正文两个数字都没有采用，因为来源相互冲突。查理曼宝座：四块大理石板与青铜卡箍、936至1531年间三十位国王在此加冕，以及中世纪晚期用一块橡木板替换后板下部这几项，均据亚琛主教座堂；约800年这个年代，依据的是对橡木底架的放射性碳测年。蒂尔达尔椅：格伦凯恩博物馆与 St Thomas Guild，桦木，厄斯特达尔，1150至1200年，现藏于奥斯陆 [未取得博物馆藏品编号；付印前致函登记员]。加冕椅：威斯敏斯特教堂，1300至1301年制作，由沃尔特大师彩绘，自1308年起用于加冕典礼；教堂本身附有保留说明，称对于头一次加冕使用看法不一，但确定不迟于1399年的亨利四世；查尔斯三世为2023年5月6日。明式家具市场：邦瀚斯纽约，Mary and Cheney Cowles 收藏专场，2023年3月20日，第81号拍品，黄花梨官帽椅，含佣金 1,980,375 美元；那把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御用交椅为香港苏富比，2022年10月。索内特14号椅：伦敦设计博物馆，“六件木料、十颗螺钉和两个螺母”，到1930年售出五千万把。里特维尔德的板条箱椅：1934年设计并制作，V&A；乌得勒支中央博物馆藏有一把板条箱椅（Kratstoel），漆面与磨损都能在本项目所持有的那张博物馆照片上看到，该照片归档为 images/krat-museum-offwhite.jpg，并用于《街区》一章。没有已发表的记录描述过它的状态，所以这里的描述是从照片上读出来的，文中也已如此说明 [图片版权清理完成后，确认收藏机构]。绿人椅：这一门类以及“更新与守护”这个说法，见于今天的经销商商品说明，而不见于当年的销售宣传，正文现已如此说明。

那把灰摇椅、它2020年的那次修理，以及我父亲的经历，都是我本人2026年8月21日的叙述，并在家族内部得到印证；1961年的来历直接来自我父亲，约翰·罗米什以邮件表示认同。那把橙色的椅子于2026年8月20日在离我家门五十米处被救下，同样是我本人的叙述；它的修理正在进行，它的结局在《尾声：忒修斯的龙骨》一章里交代。摇椅照片摄于2020年1月，为我所摄，已剥除 GPS；橙色椅子的照片摄于2026年8月，为我所摄。

《百年之椅》中的一章，公开地起草并打磨。同样的文字也在书中；互动工具与附有完整来源的技术笔记在此。主页 · 这本书 · 技术笔记 · hundredyearchai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