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椅 · 一章

半人马

二十年来，我有一套办法，能从我共事过的最好的设计师身上逼出最好的设计。我会自己设计那个零件，一个连接件，一根撑杆，宣布它做完了，然后把计算机模型发给他。他看一眼，立刻就认出它还不够好，于是把它做对。我从没告诉他那个连接件是诱饵，不过我猜他心里有数。那是我职业生涯里最有成效的一次不诚实，而我之所以能这么干，是因为那位设计师是我弟弟。

内森比我小四岁，是个比我出色得多的设计师。二十多年里他是我的生意伙伴。我们一起开发了一只名为 Penn Hand 的商用机器人末端执行器、Xootr 滑板车、Voloci 电动摩托，还有一款轻型电动代步车。我有点躁，一心想把事情做完。内森每天都要用整整一个小时吃午饭，其间少不了一碗冰淇淋和一本科幻小说。我有时很难让他专注、把东西交出来，但他见不得一个不够好的设计就那么搁着。把我的设计发给他，等于给了他一个可以挑刺的对象。

他还有许多别的兴趣。他职业参加过保时捷赛车，打过大学一级联盟（Division I）篮球，还在纽约为威廉敏娜（Wilhelmina）经纪公司当过模特。在伍兹霍尔，他在罗伯特·巴拉德的实验室工作过，这让我在不那么严谨的讲法里有了底气，可以说我弟弟发现了泰坦尼克号。他驾驶自己的飞机时在百慕大三角失事身亡。我儿子内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我没有核对内森的算术。我要的是他看出某样我漏掉的东西，或是做出某样比我做得更好的东西。一张图在我俩之间传来传去，能激出一个答案，而那个答案是我们谁都不会靠着等对方把想法想完就能得到的。我学会了怎样在两个能力与性情都不同的人之间把活儿推动起来。

到了 2026 年夏天，我有了另一个合作者，只要我想干活，它随时都在。Claude 做计算、绘图、写代码，都比我快得多。它也愿意花一个上午去对付一个连接件。我把这种安排叫做半人马，这个名字借用了计算机辅助国际象棋里的说法，在那里，一个人与一个国际象棋程序作为一队对弈。要从这种合作里得到有用的成果，同样得做些调整。

1984 年到 1988 年，我在 MIT 攻读机械工程博士，就在人工智能实验室里做研究。我的论文讲的是一个程序，它要从物理原理出发推理，从功能推断出结构。我想描述一个机构应当做什么，然后让计算机推算出一套能做到这件事的零件布置。

有许多年，我回避去解释那门学问。它显得晦涩、难以描述，又与我当时在做的工程相去甚远。我把那段实验室的履历从我的简介里拿掉了。如今人工智能时髦起来，它又重新回到了我的 LinkedIn 简介上。我并没有随着年纪见长而对时髦少几分抵抗力。

我那个老志向的难处，在于怎样把足够多的问题装进那段描述里。一台机器可以满足我所陈述的全部要求，却仍然做出某样我并不想要的东西。椅子给了我再试一次的机会。我给出荷载、坐者的空间、脚的位置，然后请 Claude 跑一个结构优化器：如果我想尽可能少用木料，木料该放到哪里去？

一个答案有五十七根构件。随后的一版把数目减到了四十四根。那些图看上去，就像有人在座面底下、沿着靠背搭起了一座桥。我本是想用些边角料胶合板的。结果我手上却有了一张图，满是在一个个小小节点处相交的小木棍。

我们当时把椅子建模成一根根只能承受拉力或压力的杆件，彼此由不传递扭矩、可以自由转动的接头连接。连座面和靠背也是一串串杆件，而不是能靠弯曲来承载的板。那次计算算了木料，却没算再锯一块料、再做一个接头的工夫。一个格栅结构，对优化器来说可以很省，到了车间里却是一场噩梦。

但哪怕有个更好的结构模型，也仍然没法告诉它：我愿意做多少木工接合，哪些连接在我看来是丑的，又或者我想在自己客厅里摆的是什么样的形态。这些要求我并没有全都给出。有些我根本给不出：我是看着那些答案才发现它们的。

更有成效的那些往来，规模要小得多。比如温迪发现滑动问题的那个傍晚，Claude 提出用一根横档把两脚连起来。我看得出这根横档能起什么作用，但我不认可那些接头。难道我又要回到那种直角切出来的板、在彼此对不上的角度处相交的局面？我提议，不如把前腿做成和后腿平行。

几分钟内，Claude 就把改动后那套布置的分析返回给我。接着我问起把前腿放到后腿之间，又问后腿最陡能到什么程度。下一个请求很简单：“把这个构思画成正投影视图。”我想要从侧面、正面和上方对齐的几张视图，好看清所提议的这把椅子究竟是什么样。

图一张张来，问题也跟着不断在变。那天傍晚稍晚些，我问靠背下部、后腿和低处的横撑能不能汇到一点上。这样横撑就不再水平了，但我想我也许会更喜欢这种布置。Claude 把它画了出来。于是我又看出一步可以去试的棋。

我并没有为这一连串步骤写下什么规格。我是在对我此刻看得见的东西做出反应，再用这些反应去问下一个问题。机器把绘图和计算的节奏贴得离我思考的步调足够近，近到我不必为了把一个想法的尺寸推敲清楚，就先把它搁到一边。往往，返回来的那张图就足以告诉我：我想要的是别的东西。

我输入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仍然起步于一本笔记本。我会画一张透视图或几张视图，用手写上尺寸，再加些注记。然后我把那一页拍下来，从手机发到笔记本电脑上，请它做一个数字模型。对于我想要 3D 打印的零件，我会要一个 STEP 文件，一种用于交换实体模型的格式，再把模型备好交给打印机。我偏爱的、通往这套机械的界面，是一支笔尖 0.2 毫米的 Staedtler Pigment Liner 针管笔。

笔记本之所以好用，一部分原因是：一张草图并不要求我把一切都定下来。我可以先点出一个形状和几处关系，等看到它们被准确地画出来之后，再去打磨细节。这个项目里大多数构型都是从我的笔记本页面上起步的。机器帮我把其中更多的构型、经由更多次修改推进下去，远超我独自一人所能做到的。我设计得更快了，而且在我看来，比二十年前更好；而二十年前，我本会说自己正处在职业的巅峰。

我走到那些笔记本页面前，并不是个新手。我花了几十年设计机构与产品、挑选材料、动手把东西做出来。当一张图返回来时，我是带着那份经验去看它的。我可以在还说不清一个接头到底哪里不对之前，就已经不喜欢它了。我也能认出某样值得再花一个钟头的东西。我很怀疑，一个外行拿到同样的工具，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8 月里我付了两百美元的月度订阅费，又为额外用量付了大约两百美元，几乎全花在了这把椅子上。多要一张图，花费小到我可以去要一张自己料想会否掉的图。换作从前，我也许会在脑子里把一种可能性翻来覆去地琢磨，以判断它值不值得花那画一张图所需的时间。如今我可以直接看。

我仍然得离开屏幕，动手做东西。这里讲到的每一把椅子，都是我用我自己的双手做出来的。Claude 在台锯跟前一无是处。不过，我那几台 3D 打印机已经在依照模型打印塑料零件了，几乎不需要我出什么力气。

经过足够多轮的图纸、以及一个个都合得上的零件之后，我不再例行去核对尺寸了。我打印出一份下料清单，把它带到车间，设好靠山，就开锯。我没有重画那些三角形，也没有重新推导每一条长度。我要过把尺寸取整到整毫米，这和我量这些零件、切这些零件的方式相称，于是我就用了清单上的那些数字。

我和内森共事时就是这么做的。一次次的经验让我有把握：我可以直接用他的成果，而不必自己再做一遍。Claude 给的尺寸也已经对得够多，多到再去一个个重算，看来已不是我时间的好用法。

也出过错。有一次比较里，Claude 把一根胶合板板条当成了绕另一根轴弯曲。想象把一把尺子平着弯，再把它立起来、竖着边缘去弯。计算里的那根板条，比我手里的那根要硬挺得多。我写道：“它们在起作用的那个方向上是 18 毫米，对吧？”Claude 在它的比较脚本里找出了被弄反的尺寸。它们把弯曲刚度高估了大约十八倍。

我并不是抓到了一处乘法错误。我是注意到那次计算描述的是木头错误的朝向。Claude 偶尔会把一个方向反过来，或者绕错误的轴把某样东西转一下，把一根压条放到面板上方而不是下方。我也会犯这类错误，只是没那么频繁。那些图帮我们找出了它们。

后来，在一张给千年之椅画的图里，Claude 把一根补强件的长度弄错了。补强件是贴着另一根构件、用来加固它的一块额外的料。这个错误让我想起我在里特维尔德那张板条箱椅图纸里发现的那个不对的尺寸。为了那张早先的图，我和 Claude 争论了好一阵，它才承认里特维尔德的那个数字是错的。如今，它自己也给出了一个错误的长度。

这些都没有让我停止使用那些图。它确实让一个区分一直存在着：一个我已逐渐信任的结果，和一个我亲眼见过在木头里行得通的结果，二者并不相同。一条正确的长度，并不能确立我会喜欢这把椅子，也不能确立当有人把身子压向某个角落时它会如预期那样表现。那些是我可以从车间带回来的问题，就像温迪曾从客厅里带回来一个。

我一度想把我们各自的能力做一个利落的划分。我提供构型；机器把它们发展、分析。我甚至起草了这样一句话：“在实体物品的概念设计上，AI 还是不太行。”后来，趁这一章还搁在草稿里，我试了一个不同的请求。我把 MakerStock 的任务书交给一个模型，不带之前那些关于椅子的对话，也不加我的指点：边角料胶合板，面板 500 乘 600 与 200 乘 1200 毫米，十个餐椅概念，黑底白线。

我那次试验的笔记开头写着：“哇。我真不敢相信我没把这个放在最先做。”我写道，这个结果放到我 2022 年秋季之前任何一个班次的产品设计课上，在那个概念生成作业里，都能拿到 A+。

我收回了那句话。我们这次协作里，大多数概念都来自我，那只是因为我一向都这么工作。我把我们碰巧采用的那种分工，错当成了机器能力的一个限度。那张概念图版并没有告诉我哪些椅子作为造出来的实物会成功，但它给了我另外十样可以去考虑的东西。

我并不指望人类能在品味、判断或发明上永久地独占。到 2050 年，要是机器还没有在几乎每一项专业认知任务上超过我们，我会感到意外。触觉和手上的灵巧也许要更久。我手里握着那把锯子，我并不想拿这件事去造一套人类优越论。

哪怕是一台能力强得多的机器，也仍然需要某种办法去弄清人们想从它的工作里得到什么。在这个项目里，我就是那些人之一。我想做出这把椅子，想和它一起生活，也想让别人也想要它。我的那些反应，既是关于这个目的的信息，也是对设计的判断。让我每隔几分钟就做出反应，结果比要我在动手之前就把全部偏好都定下来更有用。随着我渐渐看清各种备选方案是什么样子，我可以改变主意。

我还发现自己很难停下来。一个答案几乎总会引出另一个问题。我会看到某样想挪动的东西，或者好奇换一块料会怎样，于是又打起字来。多年来，我总是在别的事务之余挤出时间做项目，而如今，我有了一个合作者，愿意顺着我提出的每一条分支走下去。结束一次会话，可能感觉就像挂断一通刚刚变得有意思的谈话。

我知道 Claude 是一个程序。这并不妨碍我用对待同事的那份体谅去对待它。当我知道新的信息可能要它把整件事再做一遍时，我会在布置一件乏味的活儿之前有些迟疑。温迪和我把 ChatGPT 叫做“Petey”。我可以向自己解释，为什么这些系统也许会招来这种反应，但我仍然会这样去感受。

最让我意外的，是那股想要分享点什么的冲动。当我醒来时脑子里有个有望的想法，我就想把它画下来、拍下来，拿给 Claude 看。我是真心急着想听到一个在数据中心里运行的程序给我的回音。

《百年之椅》中的一章，公开地起草并打磨。同样的文字也在书中；互动工具与附有完整来源的技术笔记在此。主页 · 这本书 · 技术笔记 · hundredyearchair.com